庆历七年冬，河北再起大乱。贝州宣毅军小校王则，依托弥勒教常年在民间传教造势，暗中笼络军民，原定于庆历八年元旦，号令河北诸地一同举事，截断澶州浮桥，割据整个河北区域。不料行事不慎，密谋提前泄露，王则只能仓促起兵叛乱。

河北官军仓促应战，攻坚不力，久攻贝州城不下，战局僵持。

危急时刻，宰相宋辞举荐文彦博出任河北宣抚使，全权主持平叛军务。

文彦博赶赴前线后，巧用战术，暗中挖掘地道通入城内，一举攻破贝州城池，顺利生擒首领王则，迅速平定河北兵变。

贝州叛乱平定未满半月，大宋皇宫突发惊险宫变。数名仁宗贴身侍卫趁夜作乱，斩杀值守军校，持械闯入内宫，意图刺杀宋仁宗。

危急关头，曹皇后临危不乱、冷静果断，及时拦下想要出宫查看动静的仁宗，即刻传召内侍王守忠率禁军入宫护驾。

禁军迅速入宫平乱，当场诛杀多数叛卫，仅有一人连夜逃窜，也于次日被追兵乱刀斩杀。此事最终死无对证，幕后主使无从彻查。

接连兵变、宫变，让本就体弱多疑的宋仁宗深受惊吓。此后他心神不宁，彻夜失眠，性情愈发忧郁脆弱、猜忌深重。

宋辞常年伴驾，清楚看出仁宗心境崩坏，心理疾患日渐严重，对朝中重臣愈发防备。

皇佑元年（1049年），朝中有人上奏弹劾宋辞声望过盛、权柄太重、朝野归心，恐有权重难制之患。

深知宋朝朝堂规则的宋辞早有预料，顺势主动上书，恳请辞去相位，以久宦在外、思念故土为由，请求外放休养。

宋仁宗心中极为信赖倚重宋辞，万般不舍。但为平衡朝局、平息朝野流言，杜绝权臣坐大的隐患，最终只能准奏，下诏任命宋辞知杭州、兼两浙路安抚使，坐镇东南。

宋辞主动辞相、激流勇退，一时间被朝野称颂，视作不恋权位、知进退、懂分寸的贤臣良相。

其实，大宋自太祖立制，素来严防宰相专权，历任宰相任期大多不超过四年，极少有人能稳居相位五年以上。

一方面是祖宗规制，刻意制衡中枢权柄；另一方面，朝中言御史官时刻监督宰辅。宰相在位日久，必然阻碍后进官员升迁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密集弹劾与舆论攻讦。

加之朝堂新旧党争循环往复，宰辅更替频繁，一相下台，连带一众属官更迭。

大宋士大夫向来推崇进退有度，一旦谤言渐起、权势过盛，主动求退便是保全名节的最优选择。

若是贪恋权位、赖居中枢，反而会被士林诟病贪婪专权、不知廉耻。

宋辞此番主动请辞，看似退让避权，实则完美契合大宋官场生存之道。既保全君臣情分，又为自己抽身中枢、经略东南、布局海外基业，铺平了所有道路。

皇佑元年（1049年）夏，宋辞携一众妻妾儿女，乘船顺江南下，阔别三十年，再度回归故土钱塘县。

船队尚未靠岸抵达钱塘地界，远远便能望见，杭州府、钱塘县及两浙各路大小官员，早已出城十里，列队等候迎接。声势浩大，场面隆重至极。

宋辞吩咐家眷船只继续前行，自己则带着几名亲随，登岸与一众地方官员相见。

如今江浙两地大半官员，皆是他当年的门生故吏，众人见到卸相归乡的宋辞，态度极为恭敬，礼数周全、热忱万分。

此番荣归故里的场面，远比他当年高中状元、初次衣锦还乡时，更加盛大风光。

宋辞并未摆出高官架子，态度温和，一一接见前来迎候的各级官员。

随后坦言自己阔别故乡三十年，心中感念故土，想要独自在钱塘街头漫步走走，追忆往昔，让众人先行散去，晚间再赴官府设宴。

一众官员闻言，纷纷依命退去。宋辞唯独留下了两人，一位是杭州通判沈敦礼，另一位是钱塘本地大商人苏景云。

这二人皆是同乡旧识，当年曾陪同宋辞一同赴京赶考，最终双双落榜。

当年落榜之后，沈敦礼心有不甘，数次再战科举，直至三十余岁方才考中二甲进士。只是他性情刻板耿直，不懂官场圆滑之道，不擅钻营周旋，半生沉浮底层，年近五十依旧只是偏远小县的知县。

后来，宋辞得知消息，只是打了声招呼，沈敦礼便得以升任杭州通判，跻身两浙中层官员之列。

苏景云出身举人世家，性情洒脱不羁，偏偏不擅经义策论，屡考屡败，最终放弃仕途，投身商贾，早早依附宋家，成为宋家核心商队主管，执掌一方商贸。